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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建活動

从严治党 思想建党 制度治党
2016年11月02日 00:00 管理员 点击:[]

十八屆六中全會,受到國內外的高度關注。這次全會,和以往多次六中全會一樣,聚焦黨建問題,研究全面從嚴治黨重大問題。

這次全會審議通過了兩部重要的黨內法規,即《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准則》和修訂後的《中國共産黨黨內監督條例》;還審議通過了《關于召開黨的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》,決定2017年下半年在北京召開中共十九大。此外,也是極爲重要的是,這次全會正式提出“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”,明確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。

這次六中全會,無論是之于十八大以來的4年,還是今後一段時期乃至未來更長時間,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裏程碑意義。

治國理政方略漸次展開深度推進

理解十八屆六中全會,不能單看這一次全會,而要放在十八大以來的四次全會中去把握。

黨的十八大以來,我們黨先後召開十八屆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會,對全面深化改革、全面依法治國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了部署,六中全會則專題研究全面從嚴治黨,這是黨中央著眼于“四個全面”戰略布局作出的整體設計,是黨中央治國理政方略的漸次展開、深度推進。

辦好中國的事情,關鍵在黨,關鍵在黨要管黨,從嚴治黨。從“四個全面”戰略布局看,做好全面從嚴治黨各項工作意義重大。不全面從嚴治黨,黨就做不到“打鐵還需自身硬”,也就難以發揮好領導核心作用,我們的戰略布局很可能就會落空。要把全面從嚴治黨放在“四個全面”戰略布局中來理解,深刻認識全面從嚴治黨同其他三個“全面”的關系。

“四個全面”相輔相成、相互促進、相得益彰。尤其是,全面從嚴治黨深刻影響其他三個“全面”,全面從嚴治黨爲其他三個“全面”提供堅強保證。換言之,六中全會精神的落地,關乎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會精神的落地。中國的事情要辦好,首先中國共産黨的事情要辦好。

全面深化改革需要一大批改革的促進派、實幹家。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,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。實現改革目標的關鍵在于全黨上下同心,強化“四個意識”,敢于啃硬骨頭,敢于涉險灘,敢于打破“奶酪”。

當前,全面深化改革進入“攻堅期”和“深水區”,容易改的都基本完成,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。可以說,現在的改革都是關系全局的重大問題和敏感問題,每推進一步,都要碰觸到利益關系和利益格局的調整,面臨一系列思想觀念的障礙和利益固化的樊籬。更要注意的是,這些思想觀念的障礙和利益固化的樊籬往往不是來自體制外,而是來自體制內。這就要求,面對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布局時,每一個黨員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,要牢固樹立政治意識、大局意識、核心意識、看齊意識,彰顯共産黨員的黨性修養和政治擔當,從大局、從長遠考慮問題,維護黨中央權威,自覺向黨中央看齊。要使改革不受部門利益、地方利益、個人利益掣肘,必須堅持全面從嚴治黨,促使不折不扣貫徹黨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項決策部署。

全面依法治國需要全面從嚴管理“關鍵少數”。當今中國問題的最大症結之一便是法治權威不足。群體性事件、“信訪不信法”等無不是由于法治權威不足所致。這方面,領導幹部負有重要責任。從十八大以來查處的案件來看,一些領導幹部甚至是一些高級幹部存在人治思想和長官意識,大搞以言代法、以權壓法。周永康、薄熙來、令計劃等人就是典型例證。可以說,這種現象不改變,依法治國就難以落實。

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雖令不從”。必須緊緊抓住領導幹部這個“關鍵少數”,堅持全面從嚴治黨,以上率下,維護法律權威,在全社會營造敬畏法律的政治文化。應該說,領導幹部對法治建設既可以起到關鍵推動作用,也可能起到致命破壞作用。能否堅持全面從嚴治黨,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全面依法治國的方向、道路和進度。

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需要有作爲、勇擔當的治理群體。一個管理嚴格、制度執行力強、勇于作爲擔當的政黨,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力量保證。我們黨的一大優勢在于執行效率。各治理群體中的領導幹部,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重要“操盤手”。中央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行了精心布局,關鍵就看各地方、各部門如何執行。只有黨的各層級領導幹部切實加強執行力,不折不扣完成黨中央部署,才可以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。相反,如果制度和規矩成爲軟約束,爲官不爲、不願擔當,甚至對中央搞軟抵抗,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無疑將成爲空中樓閣。

因此,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,關鍵在黨,關鍵在從嚴治黨,關鍵在建設一支勇作爲、敢擔當的治理群體。

全面從嚴治黨進一步制度化組織化

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認爲,對處于現代化之中的國家來說,一黨制和多黨制孰優孰劣,仁者見仁,智者見智。不過就政治發展而言,重要的不是政黨的數量,而是政黨制度的力量和政黨體制的適應性。

換言之,處于現代化過程的國家,政黨的制度化、組織化程度至關重要。我們黨是一個擁有8800多萬黨員的大黨,是一個要在13億多人口大國長期執政的黨,黨的制度化、組織化建設關系重大、牽動全局。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、加強黨內監督,是新形勢下加強黨的制度化、組織化建設的重要課題,是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。

文化大革命之後,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在總結曆史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,提出了制度建黨和依規治黨的治黨思路,把從嚴治黨落實到黨規黨法。1980年專門制定了《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准則》,這是第一次以黨內法規的形式對黨內政治生活作出規範,具有開創性意義,對于推進黨的制度化、組織化建設起到了關鍵作用。1980年的准則,主要原則和規定在今天仍然適用,但是現在已經過去36年,無論是時代背景還是主要矛盾,都發生了較大變化。

30多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,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全面從嚴治黨,在管黨治黨、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績、可貴的經驗,很有必要制定一部新的准則。

同樣,2003年12月頒布實施的《中國共産黨黨內監督條例(試行)》,是第一個黨內監督的專門文件,對加強黨內監督、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發揮了重要作用。但是,隨著新形勢新任務的發展變化,條例與新實踐新要求不相適應的問題日益凸顯。同時,十多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,黨內監督的新實踐新經驗,迫切需要以黨內法規的形式固定規範起來。

簡言之,黨中央這次制定新准則、修訂條例,正是著眼于推進全面從嚴治黨、堅持制度建黨、依規治黨的重大安排。這次全會,直面當前黨內政治生活、黨內監督存在的突出問題,將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成功經驗做法制度化、規範化,形成了新的制度安排,爲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明確而有力的抓手。

從現實來看,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和民族複興,除了中國共産黨無任何其他政黨能夠擔當。一個管理嚴格、制度化、組織化程度高的中國共産黨,是實現中國複興的重要保證。如果黨內不純潔,缺乏正氣,被團團夥夥、利益集團充斥,制度和規矩成爲軟約束,是不可能引領國家走向複興的。

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基礎,強化黨內監督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保證。這次六中全會制定新准則、修訂條例,對于全面從嚴治黨進一步制度化、組織化,增強執政黨體制的適應性,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。

增強中央執政權威和治理效能

這次全會正式提出“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”。這對于維護黨中央的執政權威,促進黨中央治理國家的效能,具有十分重大而深遠的意義。

一個國家、一個政黨,領導核心至關重要。它關系國家治理成敗,關系政黨執政興衰。全黨以及中央政治局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,需要有一個帶頭人,需要有一個核心。

鄧小平1956年在談黨的民主集中制時說:“在任何一個組織中,不僅需要分工負責,而且需要有人負總責。沒有小組長,一個小組也不能行動,這難道不是人所共知的常識嗎?”1989年,他進一步明確指出:“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,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。”

鄧小平的考慮是很深的,是非常具有戰略眼光的。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承擔領導責任,領導十幾億人進行現代化,沒有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作爲領導核心是不能想象的。

當前,中國治理和中共執政的複雜性和艱巨性,世所罕見。世界格局正在深刻調整,國內格局正在深刻變革,尤其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正處于關鍵階段,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正處于緊要時期,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一個有智慧、有擔當的領導核心。

黨的十八大以來,以習近平總書記爲核心的黨中央,治理中國的績效非常亮眼,中國社會不斷呈現出新的發展樣式和進步姿態。習近平總書記在新的偉大鬥爭實踐中已經成爲黨中央的核心、全黨的核心。

20多年前,鄧小平就強調:“中央要有權威。改革要成功,就必須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。”現在,改革到了一個新的重要關頭,推進改革的難度一點都不亞于30多年前。與30多年前的改革相比,當前改革的障礙主要來自人,來自利益的羁絆。經濟學家奧爾森認爲,一個國家穩定發展久了,國內就會開始形成利益集團。目前,國內就有一些既得利益者阻礙中央改革部署的落地。沒有中央權威,沒有集中統一,就沒有治理效能,再美好的改革願景和發展藍圖都無法落地。

十八大以來,黨內成立了若幹決策、議事協調機構和領導小組,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擔任了多個領導小組組長或委員會主席,包括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、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、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、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、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等。明確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,可以更好發揮黨中央協調權力、資源配置的作用,增強中央決策部署的權威和治理效能,增強人們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的獲得感,從而避免中國成爲一個固化的中國、一個違背社會主義本質的中國。

不僅是改革。明確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,對于統籌推進“五位一體”總體布局、協調推進“四個全面”戰略布局,貫徹落實創新、協調、綠色、共享、開放的發展理念,推進“一帶一路”建設、京津冀協調發展、長江經濟帶建設等戰略實施等,均具有積極而重大的意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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